本文目录一览：
- 1、体育运动当中艺术性都是通过什么来表现的
- 2、大学体育课中武术学什么
- 3、体育运动技能包括哪些项目？
- 4、关于日本武术中的各种"道"
- 5、那再来嘛,我国古代学校体育中的"六艺"是哪些?
- 6、大学体育课中武术学什么？
体育运动当中艺术性都是通过什么来表现的
武术套路简介 套路是中国武术中的一种独特形式，也是区别于其他武术的一大技术特征。 武术套路就是一连串含有技击和攻防含义的动作组合。中国武术各家各派都有表现自己门派特色的许多套路，而且套路多是循序渐进的，初学者和练习很长时间的人学习的套路是不同的。目前的武术运动员虽然同时很快的学会多种风格迥异的套路，但是对于其技击和攻防含义大多并不清楚。 传统武术中，套路练习初期多是分开来一招一招练的，让学习者体会运气使力，攻防技击的含义。而这种练习反复不断地进行，正是为了在实战中能够条件反射式的使出相应的招式，也可以仔细体会招式的功效。例如号称“半步崩拳打天下”的形意拳大师郭云深，对敌总是使用一个招式崩拳，而且严格来说只是半个招式，但是却足以击败对手。 [编辑本段]武术套路成因武术比赛中的棍术表演对于中国武术套路形成的原因，还缺少一个统一的认识。 [1]套路的产生原因是为了提到士兵身体素质，增强战斗力；或者是为了表演而加强艺术性的成分。 [2]套路是为了保存武术的技击动作，作为武术的基本训练手段。还有人从中国传统的礼仪出发，认为武术套路的产生是出于礼节性的需要。 [编辑本段]武术套路发展的动因人的生理需要、心理需要以及武术本身的社会功能等三方面阐述武术套路发展的动因。 武术是我国特有的传统体育项目，是中华民族文化遗产中的瑰丽珍宝。它既有健身作用，又有技击性能，还由于它内容丰富，形式多样，对活跃文化生活有重要意义。新中国成立后，武术成为最广泛、最普及的运动项目之一，得到了蓬勃而健康的发展。同时，通过国际体育交往，我国武术已开始流行世界，逐步为世界各国人民所喜爱。 武术运动主要包括技击和套路两种运动形式，武术套路是以技击动作为素材，以攻守进退、动静疾徐、刚柔虚实等矛盾运动的变化规律编成的整套练习形式，被称之为“套路运动”。一般认为套路运动是技击的高度提炼和艺术再现，它来源于技击，又高于技击，是武术的最高表现形式。它之所以是武术的最高表现形式，就在于它来自技击，而又进一步规律化、艺术化。正如文学艺术来源于生活而高于生活一样，而套路中绝大多数动作取材于技击，仍保持了实用技击的一面，既具有攻防特点，又具有健身意义的一项体育运动。 1、套路运动得以产生和发展的起因在原始社会时期，生产力低下，庞大而凶猛的野兽对原始人的生存是一个主要的威胁。狩猎，是原始 舞武人类为了维护生存所必需的活动。一个猎手，同时也是战士，战斗时的武器，也就是狩猎的工具。严酷的生活条件，迫使人类不断地改善自己的体力和智力，并在集体劳动过程中及部落战争中发展徒手或简单武器的攻防格斗技能。如拳打脚踢、躲闪、跳跃、摔跌等，这就是拳术的萌芽。劈、砍、扎、刺、撩则是武术长短器械使用方法的萌芽。可见，武术起源于生产劳动。 当战争胜利后或劳动休息时，人们往往会把战斗和狩猎致胜的技术以“舞”的形式表演一番以示威武和荣誉。用这种“舞”的形式把攻防动作予以抽象再现，目的是抒发自己的心情感受或表演一下技击方法。在战争中动用成功的一拳一腿、一击一刺没有固定的动作规格。因而在舞练的过程中也没有呆板的程式。经过漫长的历史岁月，随着社会物质生产的发展，人们技击方式及“舞”的形式都在不断提高。这种没有程式的舞练逐渐变成了有程式和表现主题的“武舞”。以后“武舞”随着“舞”的艺术因素不断增多，“武”的攻防格斗因素减少，而成为专门供人欣赏的一种艺术活动，而“武舞”中的舞练形式及丰富的演练技巧都成了以后套路技艺中的主要内容。 2、人的心理需要促进套路运动的产生和发展武术的套路运动作为人为的艺术， 它的产生和发展必定受到人类的制约和推动。人们在满足了最基本的生理需要（维持生命）以后，接着而来的 便是心理需要了。心理需要的满足也就是人们各种情趣的满足，这种情趣不是一层不变的，它是随社会物质生 产的发展而发展。武术套路运动作为一种艺术要想得以持续不断地发展下去，也势必随人们审美情趣的改变而 改变，这是它得以存在和发展的必然规律。 原始社会，由于生产力低下，战争繁多，“武舞”虽是经过加工提炼过的技击动作，但它仍较近于实战。 到了中国古代文化高度发展的唐代，由于国力强盛，经济繁荣，对外贸易发达，文化交流频繁，为各种艺术的 繁盛创造了有利条件。我们可以从唐代诗人杜甫所描绘的《观公孙大娘弟子舞剑器行》里看出当时“武舞”的 特点和性质。“昔有佳人公孙氏，一舞剑器动四方，观看如山色沮丧，天地为之低昂……”从这首诗中，我们 可以看出它和原始社会中“武舞”的区别。即原始社会的“武舞”有实战意义，而后者则更多的是从表演艺术 效果为主，我们当然可以认为这和社会物质生产水平及人们审美观的发展而发展有关。 套路是由许多连续活动的技击动作和艺术动作构成。人们不仅能从这些动作中获得外在形体美的感受，而 且还能从动作力度的强弱、运动速度的快慢、沉浮节奏上的对比中获得国画般意境美的感受，使人们产生无限 的联想。这种联想的产生，可以使人们的感情得以抒发，而得到愉快的情感体验。套路除具有较高的欣赏价值 外，还具有较强的健身价值，它的健身价值和欣赏价值一样，从套路萌芽之日起就被人们所认识了。正是人们 健身和艺术欣赏的需要，才使其得以产生和发展。 3、其自身功能是其产生和发展的根本动因武术套路源于技击，我们可以从武术套路的绝大多数动作都体现了攻防的方法中得以证明，但它又不同于 技击。如果用套路中的动作来进行实战显然是不符合实践需要的。因此套路不等于攻防实战，它是技击动作经 人们改造、组织和提炼后再加入其它艺术内容串连编排而成的。随着时代的发展，物质生产越加丰富，套路内 容和各种演练技巧就越加多样，从而出现了象“木兰拳”等这样很少有实战技术意义的观赏和健身类拳术。 构成套路内容的动作不具备实战技击的要求，这种性质决定了套路的发展方向。在套路尚未完全成形以前 ，从历史文献记载中，我们可以看到武术套路或是武术套路的雏形是多以“武舞”或“健舞”的舞蹈形式出现 。如《干戚舞》、《东海黄公》、《破陈乐》等，这些“武舞”表现与技击有关的场面都是从实战的动作中加 工提炼编排而成，而武舞的目的：一是伸展人们的筋骨，锻炼人们的身体；二是表现生活，从昔日战争和人兽 相斗场面的再现中激发人们的情感，使人们产生一种美的享受。 套路内容多数取材于技击，因而技击内容的发展无疑也将促进其形式——套路的发展。殷周交替时出现了 朴素的唯物主义的阴阳五行学说。春秋战国时期的民间武术家越女是把“阴阳五行学说”运用到武术技击中的 古代前人之一。在《吴越春秋》中越女所谈的创术之道，精辟地阐述了动与静、快与慢、攻与守、虚与实、逆 与顺等矛盾的辩证关系，这种用阴阳这一古代哲学的朴素的辩证法来解释剑理的思想对以后套路的演练风格起 到了巨大的推动作用。后人把实战技击中的阴阳学说运用到套路中，并加以改造使其为套路的演练效果服务。 从今天的“刚柔虚实、动静疾徐、起伏转折”等套路节奏转换的特点中，不难看出这一影响所产生的效果之大 。正是这种节奏的参入，套路才得以能充分表现攻防技击含意的艺术效果和感染力，才使得其更加符合人们健 身和审美的需要。在表演和演练的过程中，通过这种节奏所组织起来的步法、动作、姿态和动作组合，实际就 是套路表演中动作意义的主要提示，从视觉和本体感觉上感染观者和练者，从而直接从套路演练中感受套路动 作的寓意。所以，套路这种功能的存在是它得以产生和发展的根本动因。 4、套路运动的发展趋势目前，人们习惯于把武术称之为传统的民族体育项目，而实际上这是现代人从现代社会意识出发给它下的 定义。中华武术在其千百年的发生、发展历史中，一直深受中国传统文化、宗教思想的影响，并受到中国封建 社会落后、生产力发展水平及其社会环境的制约，它在表现形式上是一种格斗手段和大众的文娱活动形式，至 少在近代体育传入中国之前是这样的。所以在没有受到现代体育规范之前，武术不可能是现代体育的内容之一 。严格地说，这种状况是新中国成立之后才得以改变的，武术这种社会功能的转变是人们根据现代社会的需要 对武术做出的选择。武术的实际性，在今天只能与其他体育项目存在的目的一样，使锻炼达到自我身心锻炼， 就象西方人学习拳击的目的并不是为了打架，而是为了比赛、为了强健身体。只有这样，武术才有可能被大多 数人所接受。 我们今天社会所需要的武术套路运动，应是一种中国传统武技与西方现代体育融合的一种人体锻炼形式。 它在内容上可以是传统的、民族的，但在形式上必须是现代的、中西通用的。武术套路做为一种被规范了的体 育运动项目，才有可能被生活在其它文化传统氛围中的人所接受。武术作为传统的一种格斗手段，已渐渐地趋 向消亡，这是我们今天武术套路运动发展必须面对的现实。在继承和发扬民族传统的宝贵遗产时，我们必须站 在时代的高度。对于传统，我们必须清醒认识到，传统的东西仅是现代社会的点缀。因为现代人、现代社会正 在不断创造和形成新的传统，这种新的传统离他们更近，更具有实际意义。对于武术，人们亦会以同样的态度 对待，所以发展武术套路运动必须从现代社会的实际需要出发，迈向奥运会，成为被世界更多的民族所接受的 一种良好的健身体育项目才是唯一的出路。 综上所述，人的生理需要和心理需要使武术套路运动得以产生和发展，武术套路的形成与完善同社会的进 步发展有着直接联系。原始人类在与自然界抗争中以求生存为目的，是随着生产力和社会物质生产的发展，人 们逐渐从繁重的体力劳动中解脱出来的，武术套路必须也要随时代的发展而不断发展。这种发展方向又直接和 人们的各种需要发生着必然的联系，即人们的需要决定着武术套路的发展方向。 [编辑本段]中国传统武术套路1936年柏林奥运会期间,中国奥运团中的武术表演队震撼欧洲,是武术走向世界的第一声呐喊;46年后的1982年全国武术工作会议,正式吹响了中国武术走向世界的号角。1990年国际武术联合会正式成立,为武术推向世界在组织上更加有了保证。此后的10多年间,无论是文化交流,还是竞技比赛,武术发展都取得了长足的进步,受到了世界各国人民的青睐。1999年6月,国际武术联合会被国际奥委会单项协会组织正式接纳,武术发展又迈上了一个新台阶。一时间,武术能否作为一项体育运动进入奥运会成为人们普遍关注的问题。本文从武术自身的文化特性以及它与奥林匹克精神的比较出发,对武术套路能否进入奥运,如何进入奥运进行探讨分析,以寻求武术套路适应现代发展需要的途径。 [编辑本段]武术套路的传统特性 1.庞杂性民族传统文化的特性,孕育了“自然体育”形态的武术,使其深具庞杂性的特点。中国武术从明代开始,就形成了众多流派、拳家。人们常以博大精深、丰富多彩来形容武术。从拳种来说,仅从1986年全国武术挖掘整理成果统计来看,其中“源流有序、拳理明晰、风格独特、自成体系”的拳种,就达129种之多,还有许多小拳种,类同拳种,体系不完整的套路和功法,不计其数。甚至有些同一拳种,又有几种技术流派。就其功能来说,一个拳种既可健身,又可修性,既可用于防身,又可用于娱乐观赏(包括自娱和他娱)。从运动形式来看,既有以踢、打、摔、拿、击刺等攻防动作编成的拳法和器械套路,又有实战意义的对抗性竞技格斗,还有以针对某一项身体技能为主,进行专门强化训练的各种功法。从风格流派上讲,不仅有内、外家之说,南、北派之分,武当、少林之别,而且还有以各种门类划分的“太极门”、“八卦门”、“形意门”、“地躺门”以及长拳类、短打类等等不同风格的派别。这些旨趣不同,刚柔各异的拳种套路,千姿百态的各种打法,使武术表现出形式内容庞杂、风格流派广博的特点。 造成这一状况,原因是多方面的。历史上的中国,是以一家一户的个体自然经济为基础的,这种分散孤立的小农经济生产方式,造成了不同地区的相对封闭性。传统的宗法思想和宗法制,使人们聚族而居,形成强烈的凝聚力和排外性。这些特定的历史环境,使武术技艺往往只流传于一个家族中,或在某一地区流传,这样就形成了各具特色的地方拳种和流派。而且,武术是以个体身体运动为基础的,由于习武者个人的身体条件、动机目的、文化素养等各不相同,表现在攻防动作上必然有所差异,因而也就会形成不同的技术风格和特点。同时,传统的习惯于浑然一体的整体思维方式,使武术这一自然性体育万能化,有着多元的社会功能,如一个家族的村落或地域,武术很可能成为其主要的文化生活,农闲时习武健身,在喜庆节日与庙会集市等场所欢庆娱乐,竞武较艺。宗族纠纷时,又是械斗自卫的手段。这种多元化的功能,也是导致武术庞杂化、多样性特点的一个原因。 2.内倾性中国文化是一种内倾文化。武术套路更体现了“道”的精神,修炼过程讲究“身心俱炼”,它的运动技术主要以内外的整体和谐为特点。所谓“行家一出手,便知有没有”、“百折连腰尽无骨,一撒通身皆是手”。中国武术历来注重“内外合一”,与西方体育相比表现了更大的内倾性。所谓的“内”,主要指诸如心、神、意、气等内在的心理品质,所谓的“外”,主要指手、眼、身、步等外在的形体动作。俗话说:“外练筋骨皮,内练一口气”,它具有极丰富的内涵。长拳中要求“手、眼、身法、步”,“精神、气、力、功”内外四法相合;形意拳中的“心与意和、意与气和、气与力和”等,都是这种“内外合一”,整体和谐要求的具体体现。 武术套路的内倾性表现了中华民族重内、重意、重合、重直觉的文化心态,可谓“不离日用常行内,直到先天未画前”,既是最实际的,也是最理想的。武术技术、技法中的内涵,常常需要“反求诸己”的体悟,从反复实践中方能得其要领。“拳打千遍,身法自然”,讲的就是这个道理。武术与其它具体的外在竞技不同,难以划定。武术劲力是靠以意领气,以气催力来实现。手、眼、身、步形体动势是内在精、气、神的反映,形与神,内与外是相互联系的统一整体。内劲、内气、内在意境,妙到令人玩味不尽,体味不尽,常常成为练习者体悟不止的“终身之艺”。 武术套路内倾性特点的形成,主要是受中国传统的“天人合一”哲学思想和中医学理论的影响。“天人合一”给中国传统哲学带来了一系列的合一,如形神合一、内外合一、主客合一等,中国传统哲学这种“天人合一”的整体观思想成为武术练功的指导思想。而传统中医的基础理论则是武术训练的生理学依据。如中医理论认为,人的一身“惟精气神”为三宝。精盈则气盛,气盛则神全,神全则身健。于是武术练功依照这一规律,通过各种方法来促进精、气、神的转化,并提出了“练精化气,练气化神,练神还虚”的理论。可见传统文化的影响,正是中华武术的民族特色之所在。 3.竞艺性著名的生物学家达尔文曾指出,作为动物之一的人,为了生存与发展,亦具有竞争的本能。《晏子·春秋》:“凡有血气者,皆有争心。”《淮南子·道应》中:“争者,人之所本也。”这些论述都认为竞争是人的本性。起源于搏杀格斗的中国武术,自然也充满着竞争性。如《管子·七法》中记载的“春秋角试”盛况,《典论·自序》中记载的曹丕以蔗为杖与奋威将军比武,直至近代的“打擂台”,都说明了人们从比武中显示自身强大和战胜对手的能力与渴望。尤其是在先秦封建文化的两大支柱儒道体系尚未形成前,以技击为基本特征的武术是人们实现自我价值、满足竞争心理的重要竞技活动。《春秋》有一段典型例证:鲁嘻公元年鲁国公子季友在战场上击败莒拿军队,俘虏莒拿归来,季友却要与莒拿徒手相博,再决雄雌。这种追求战场上胜利之外的另一种竞技胜利的心态正是人们竞争性人格的表现。 由此可以窥见,武术无论从技术原源、文化心态和伦理思想上反映了它具有强烈竞争性的一面,好勇、争强、决胜是走向世界竞技体坛的心理基础。但是,随着儒道思想的成熟、尤其是儒家思想占据社会正统之后,对人们竞争天性的逐步压抑,必然导致社会竞技精神的逐渐萎缩。 正如罗丹在《艺术哲学》中所指出的:“精神方面也有它的气候,它的变化决定这种艺术的出现”。对于武术套路也不例外。“道”的消极,顺从,无为,“禅宗”的“无心”也从另一个侧面对武术产生影响。农耕经济孕育的和平文化追求的人际和谐,“己所不欲,勿施与人”的忠恕之道,“温良恭谦让”的儒家处世思想,无不对武术发生渗透、规范的作用。集儒道佛之大成的宋明理学,使“贵柔持静”的思想得以大发展,此际相继出现的内家拳系,明显深受影响,偏重的不再是以“刚健”为主的“刚中寓柔”,而是以柔为主的“柔里藏刚”,追求“不偏不倚”、“不如守中”的中庸、适度,“无过不及”、“松静轻灵”的圆活,视武术为“仁者之艺”,武术套路的出现,使武术由外向向内倾,由“争胜”向“争理”与“仁义”扭转,使它的竞争性逐渐向竞艺性转化。 中国的艺术文化自宋以后走向平民的审美文化,传统的整体思维方式,反映在艺术中最典型的就是整体艺术观。武术套路也深受其影响,不仅技术艺术化,而且演练更加艺术化,尤其表现为整体的意境、神采、气韵和对比衬托。在武术套路中,不仅着眼于一招一式、一拳一脚的技术和功力,同时也着眼于整套的劲力、协调、精神、节奏、内容、风格、结构、布局所表现的功力和技巧。在传统的技法中,尤注重从精神、节奏、风格中体现一种整体的意境,将自身“置于一个战斗的场合”,气势如虹,气韵生动,表现出一种英武不屈、坚忍不拔的斗志和气概。少林武术中说:“身之将纵,步之存尽,手之出入,或进或退,或起或落,皆当一气贯注”,以求“拳打一气连,兵战杀气勇”(《少林武术》)。武术运动所创造的这种战斗的意境之美,可谓“韵外之致”、“言外之意”,令人神往,耐人寻味。汤一介先生曾谈到中国文化的三大特性:一为崇尚自然,二为人与自然和谐,三为人际和谐(德行实践)。传统的思维方式与文化特性逐渐地弱化了武术的竞争性,最终使其走向娱乐、走向竞艺。 更多回答请在百度搜索：上海加华国术馆
大学体育课中武术学什么
1、一般有散打跆拳道、拳击、太极剑，各种武术套路 。
2、二十四式简化太极拳。
3、男生武术学的是自由搏击，女生学的是太极跟搏击健美操。
4、男生初级刀术 ，女生初级剑术。
5、可能安排一些散打技击的内容
因为是选修课。所以肯定各地各校各老师安排的内容不会完全相同。
扩展资料
大学体育中武术课的重要性
1、武术使你刚柔并济，陶冶艺术情操
武术不仅有健身和技击的价值，而且富有浓郁的艺术色彩。表现在运动中攻与防、虚与实、刚与柔、开与合、快与慢、动与静、起与伏等交替变化形成的强烈的动感、均衡的势态、恰当的节奏、和谐的韵律，使百看不厌。
就单个动作而言，讲究的上、中、下三盘错落，高有鹰击长空的气概，低有钱翔浅底的雅趣，如“大跃步前穿”，忽地凌跃而起，忽地又伏身而下，似长风出谷，若燕子抄水，妙不可言。使人的情操在演练中受到陶冶，提高自身的修养和审美能力。
2、武术使你意志坚强，培养良好品行
练武对意志品质考验是多面的。练习基本功，要不断克服疼痛关，磨练“冬练三九、夏练三伏”，经过长期锻炼、可以培养人们勤奋、刻苦、果敢、顽强、虚心好学、勇于进取的良好习性和意志品德。
“教武育人”贯彻在武术教习全过程中，“未曾学艺先学礼，未曾习武先习德”，传统中始终把武德列为习武教武的先决条件。武术在中国几千年绵延的历史中，一向重礼仪，讲道德，“尚武崇德”。
3、武术使你善于与人交流，获得友谊
武术运动蕴涵丰富，技理相通，入门之后会有“技无止境”之感。群众性的武术活动，便成为人们切磋技艺，交流思想，增进友谊的良好手段。随着武术在世界广泛传播，还可促进与国外武术爱好者的交流。
体育运动技能包括哪些项目？
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项目《我国大中小学运动技能等级标准实证研究》是一套涵盖大中小学的体育运动技能等级标准体系，包括足球、篮球、排球、乒乓球、羽毛球、网球、田径、游泳、健美操、武术、艺术体操、跆拳道、体操、啦啦操、定向越野、冰壶、旱雪、气排球等18个项目。
1、艺术体操
又称韵律体操。女子项目。起源于欧洲。19世纪末出现有音乐伴奏的各种身体动作练习。19世纪于欧洲开始出现，70年代中国才引进这一个项目。“RG”是“Rhythmic Gymnastics”的缩写。中国与俄罗斯的叫法是“艺术体操”，在日本叫“新体操”，而在香港和台湾叫“韵律体操”。
艺术体操个人比赛要求：音乐时间为1分15秒至1分30秒。每套动作的技术价值由10个最高价值的难度来决定的。在运动员所完成的10个最高价值难度中，至少有5个难度动作是属于各项器械所要求的规定身体动作组，并且要与器械特有的技术动作紧密结合。
2、啦啦操
起源于美国，至今已有一百多年历史。啦啦操的三大特征是团队、时尚、活力。是体现青春活力、积极向上的团队精神，并努力追求最高团队荣誉感的一项体育运动。强调通力合作、集体至上的团队精神。“团队精神”简单来说就是大局意识、协作精神和服务精神的集中体现。
啦啦操是在音乐或口号的衬托下，借助标语、道具等表达手段，以徒手或手持轻器械的技巧动作或舞蹈动作为载体，以团队的组织形式出现，通过展示各种具有强烈鼓动性、感染性的动作为形式，旨在体现团队意识与集体主义精神，反映朝气蓬勃的精神面貌，具有竞技性、观赏性、表演性的一项体育运动。
3、冰壶
又称掷冰壶、冰上溜石，是以队为单位在冰上进行的一种投掷性竞赛项目，是冬奥会比赛项目之一。冰壶周长约为91.44厘米，高（从壶的底部到顶部）11.43厘米，重量（包括壶柄和壶栓）最大为19.96公斤。刷冰是为了减小冰壶与冰面间摩擦。有人把冰壶称作“冰上国际象棋”，这一比喻很好地诠释了冰壶的神秘与高雅。
4、跆拳道
起源于朝鲜半岛，早期是由朝鲜三国时代的跆跟、花郎道演化而来的，韩国民间流行的一项技击术。
“跆拳道”一词，是1955年由韩国的崔泓熙将军命名。崔泓熙将军早年在留学日本时，学习了日本松涛馆流空手道，并将其与韩国传统武技跆跟、手搏等技术融入到跆拳道中去。总之，现代的跆拳道是结合当代东亚武技之长的韩国发源武术运动之一。
5、羽毛球
一项隔着球网，使用长柄网状球拍击打平口端扎有一圈羽毛的半球状软木的室内运动。依据参与的人数，可以分为单打与双打。相较于性质相近的网球运动，羽毛球运动对选手的体格要求并不很高，却比较讲究耐力，极适合东方人发展。
早在两千多年前，一种类似羽毛球运动的游戏就在中国，印度等国出现。中国叫打手毽，印度叫浦那，西欧等国则叫做毽子板球。
关于日本武术中的各种"道"
日本的武术说到底都是源自中国，
但也有其自身的特点和优势
现在流行的日本柔道、空手道、剑道等，其实历史都不长。日本最古老的武术其实是“相扑”，据日本古文献记载，相扑的历史甚至可以追溯到公元前，当然任何国家的历史都有夸大之处，但可以肯定的是，日本在公元七世纪的“大化革新”后，就开始有了相扑运动，很可能是源自中国唐代的宫廷角砥、摔跤游戏；相扑最早是只有皇室才能观赏的贵族运动，相扑力士在社会上享有很高的地位，最早的相扑也不是像现在这样纯粹两个大胖子比力气，而是有很多摔跤、关节技甚至踢打等技巧
后来到了日本战国时期（15-17世纪），随着局势动荡，人们急于寻求可以护身保命的技术，因此武术开始蓬勃发展。这时期的日本武术可说百花齐放，就像中国武术一样，分为许多流派，有重视踢打技术的，有重视摔技和擒拿法的，也有很多专修兵器（主要是武士刀）的。不过一般而言，武士刀技法和擒拿、摔跤、地面压制等技巧是日本武术的特点。因此这时期的日本武术也可分别统称为居合道（武士刀技法，特别重视拔刀术）和柔术（空手搏斗的所有流派统称，关节技和地面压制是特色技巧）
到了十九世纪的明治维新时代，因为传统刀剑相加、门派林立的武术经常会扰乱社会治安，日本政府因此有意识地把武术加以统一化、标准化，并朝运动方向发展。原本的真刀搏斗换成竹剑，并加上护具保护，就形成了现代的剑道。
而柔道也在柔术的基础上创立了。柔道的创立者--嘉纳治五郎曾学习过很多流派的柔术，后来自己创立“讲道馆”，融合了柔术中天神真扬流（以擒拿和地面压制为主）和起倒流（以摔技为主）成为现代柔道。二十世纪初，日本警视厅（警察总署）举办柔术大赛，明定在比赛中优胜的流派将被选为为日本警察的标准训练武术；结果嘉纳治五郎的讲道馆柔道大胜其他所有门派，名噪一时，并随着被选定为警察标准武术，获得极大发展，取代柔术成为日本武术正统。不过许多传统的柔术流派至今仍然存在
另一种日本现代武术--合气道也是源于柔术。创办人植芝盛平曾学习柔术的一支--“大东流合气柔术”，这一派和一般柔术不同，更接近中国的内家拳，强调以柔克刚、以巧制胜。后来植芝盛平以大东流为基础，吸收其他门派的优点，创立了合气柔术，后改称合气道
空手道则可以说是日本的外来武术，是来自冲绳（琉球）。古代有许多中国南方的人渡海前往琉球，把中国的一些外家拳法传给当地人，又因为琉球古王朝有很长一段时间管制兵器的使用，因此空手格斗术得到很大发展，出现了“那霸手”和“首里手”等门派。但是直到十九世纪，琉球武术才传到日本；二十世纪初，被称为空手道之父的船越义珍在东京表演空手道技术，这种武术自此在日本开始流行，当时称为“唐手”，也就是来自中国的武术；一次世界大战后，日本人取其谐音，改称“空手道”
那再来嘛,我国古代学校体育中的"六艺"是哪些?
汉儒称“六经”为“六艺”考
蒋 国 保
〔内容提要〕学术界一直以为，自孔子创立儒学以来，儒家所谓“六艺”，就既指《诗》、《书》、《礼》、《乐》、《易》、《春秋》六部经典，又指礼、乐、射、御、书、数六种技艺。但本文通过对有关史料的考证，提出了不同看法。本文认为：“六经”称谓至迟流行于战国中后期，而“六艺”称谓却只是在《吕氏春秋》中才偶尔使用，流行起来更是在汉初以后。随着“六艺”称谓的流行，汉初儒者开始以“六艺”称“六经”。汉儒将先秦“六经”改称为“六艺”，并非出于学科规范考虑，而是服务于其变“经”为“艺”、变“学”为“术”的学术转向。而这一转向之所以发生，又是因为汉初儒者有争取立儒学为国家惟一官方哲学的强烈愿望。
〔关键词〕 六经 六艺 儒者 儒术
但凡对儒家学问有所了解者，不仅熟知儒家的学问为“六艺”之学，而且熟知儒家的“六艺”指谓有两，一是指《诗》、《书》、《礼》、《乐》、《易》、《春秋》六部经典，另是指礼、乐、射、御、书、数六种技艺。前者是思想范畴的学问，后者是技能范畴的学问，其学问属性之不同是显然的。可是，两者为何同取一名？两者同取一名始于何时？两者异实而同称究竟有什么意义？尽管海内外学人对“六艺”耳熟能详，但迄今未见有人对这三个问题做出令人信服的回答。有鉴于此，本文在查阅史料的基础上，试图通过对有关史料的综合分析以回答这三个问题。笔者深知本文之考证尚有待进一步充实和深入，之所以不顾固陋之嫌公开发表，意在征求方家的批评指正，以促进有关研究。
一
“六经”称谓的出现，当不迟于秦汉之际是可以肯定的。但究竟于何时出现，亦只能考证出一个大概的时期。章太炎先生曾断定“六经”之名，为孔子所定，这不啻认为“六经”称谓的出现当不迟于春秋战国之际。他的理由是：“《诗》、《书》、《礼》、《乐》，乃周代通行之课本。至于《春秋》，国史秘密，非可公布，《易》为卜筮之书，事异恒常，非当无务之急，姑均不以教人。自孔子赞《周易》、修《春秋》，然后《易》与《春秋》同列六经。以是知六经之名，定于孔子也。”（1）章氏此说，显然基于推论，缺乏史料根据。如果确如其说，则在《孟子》中既无“六经”称谓，又无类似《诗》、《书》、《礼》、《乐》、《易》、《春秋》的排列，就很难做出合理的解释。
尽管目前尚无法证明在春秋末期或战国初期已出现了“六经”称谓，但可以证明一点，即将《诗》、《书》、《礼》、《乐》、《易》、《春秋》统称为“六经”决不会迟于战国中后期。何以为证？其证有三：
①《庄子•天下》篇有云：“《诗》以道志，《书》以道事，《礼》以道行，《乐》以道和，《易》以道阴阳，《春秋》以道名分”，此中诸书虽未以“六经”指称，但证之以《庄子•天运》篇中的说法（见下引），多数学者认为它足以反映以“六经”统称《诗》、《书》、《礼》、《乐》、《易》、《春秋》在战国中后期已成不言而喻的常识。
②在《荀子•儒效》篇中，亦有类似的说法，只是不知何故独独未提及《易》：“故《诗》、《书》、《礼》、《乐》之道归是矣。《诗》言是，其志也；《书》言是，其事也；《礼》言是，其行也；《乐》言是，其和也；《春秋》言是，其微也”。但在《荀子•大略》中却论及《易》体现了夫妇之道：“《易》之咸见夫妇，夫妇之道不可不正也，君臣父子之本也”。《荀子》中的这些说法表明，荀子也是如同庄子一般，是将《诗》、《书》、《礼》、《乐》、《易》、《春秋》看作思想教化性质的典籍，他只是没有像庄子那样，将《诗》、《书》、《礼》、《乐》、《易》、《春秋》六者并提。从表面看，荀子不将《易》与《诗》、《书》、《礼》、《乐》、《春秋》并提，似乎透露这样的信息：《易》在当时尚未作为“经”来看待，或者它只是被道家视为“经”，而儒家并不将它视为“经”。但是，这种可能性很小。否则。荀子与庄子后学用以揭示《诗》、《书》、《礼》、《乐》之作用的用语完全相同，就难以理解，因为这种用语上的完全相同足以表明《天下》篇中的那种说法并不是道家一家的说法，它很能是在当时（战国中后期）各家各派中通行的说法。这尚有以下佐证：庄子后学言《春秋》“道名分”，而荀子却说《春秋》旨在“言其微”。比较这两种说法，可知后一种说法只是泛言《春秋》表达的是圣人的微言大义，而前一种说法则明确说出所表达的微言大义具体就是指名分，这就不难推断前一种说法是对后一种说法的完善。从庄子后学稍晚于荀子来讲，说前一种说法是对后一种说法的完善是再恰当不过的。可荀学和庄学毕竟分属儒道两派。因而不称《春秋》“言其微”而称《春秋》“道名分”，就不可能是出自师门相传，而很能是因为在当时学界已流行那样的说法，庄子后学只不过取当时学界流行的说法而已。
③《庄子•天运》篇更明白地载有“孔子谓老聃曰：‘丘治《诗》、《书》、《礼》、《乐》、《易》、《春秋》六经，自以为久矣，孰（通熟）其故矣”。《天运》篇被定为庄子后学的作品，则“六经”称谓在战国后期已十分流行就是难以置疑的事。一种称谓从提出到流行，总要经过一段时间，所以“六经”称谓的提出，应早于《天运》的著作年代，似不晚于战国中期。
在“六艺”即“六经”这一观念的影响下，学者们总习惯于将“六经”称谓之流行看作即“六艺”称谓之流行，例如，有学者认为，古人以“六艺”称谓《诗》、《书》、《礼》、《乐》、《易》《春秋》六部经典，始见于《礼记•经解》和《庄子•天下》（2）。但实际上《礼记•经解》只有这样的语句：“孔子曰：‘入其国，其教可知也。其为人也，温柔敦厚，《诗》教也；疏通知远，《书》教也；广博易良，《乐》教也；絜静精微，《易》教也；恭俭庄严，《礼》教也；属辞比事，《春秋》教也’”，并没有将《诗》、《书》、《礼》、《乐》、《易》《春秋》概称为“六艺”；而《庄子•天下》篇也只是载有“其在于《诗》、《书》、《礼》、《乐》者，邹鲁之士、缙绅先生多能明之。《诗》以道志，《书》以道事，《礼》以道行，《乐》以道和，《易》以道阴阳，《春秋》以道名分”，同样没有出现“六艺”这一称谓。就《经解》乃荀子后学的作品、《天下》乃庄子后学的作品而论，固然有理由断言至迟在战国末期已流行“六教”（以《诗》、《书》、《礼》、《乐》、《易》、《春秋》六部经典教化人），并就这个意义上将这六部书统称为“六经”，但现今毕竟无史料可以直接证明当时已将“六经”别称为“六艺”。
那么，“六艺”称谓出现于何时？传统的说法是以为“六艺”称谓定于周公。此说是以 “六艺”见于《周礼•地官》的《大司徒》和《保氏》作为根据。此根据当然又是建立在《周礼》为周公所著的基础之上。问题是，现今仍流行的《周礼》，对其著作年代，起码有三种不同的见解，一为西周周公作，一为战国礼学家（或谓六国阴谋之徒）搜集西周和战国史料而编成，一为两汉之际的刘歆伪造（或曰由王莽草创，后经刘歆整理而成）。依据后二种见解，今本《周礼》既然成书于战国、秦汉之际、甚至两汉之际，则它即便保留了许多周代职官制度资料，也无法据之以证明书中的“六艺”概念不是后人所增。何以见得它为后人所增？这可以通过分析《大司徒》和《保氏》关于“六艺”的记载来把握。《大司徒》这么记载：大司徒“以乡三物教万民而宾兴之。一曰六德，知、仁、圣、义、忠、和；二曰六行，孝、友、睦、姻、任、恤；三曰六艺，礼、乐、射、御、书、数”。而《保氏》却这样记载：“保氏掌谏王恶，而养国子以道，乃教之六艺，一曰五礼，二曰六乐，三曰五射，四曰五驭，五曰六书，六曰九数”。两种记载有所不同是明显的，可为什么关于“六艺”会出现这两种不同的说法——或仅仅讲它是六种技艺，或限定每一艺又都具体分为数项？这很可能是因为汉儒以当时流行的概念称谓周代官职而不明其究竟所致。否则何以说明：用以教国子的“六艺”为什么与用以教庶民的“六艺”完全相同，难道周王朝认为庶民子弟与贵族子弟应平等受教育，掌握一样的技艺？为什么教万民的“六艺”没有具体的数量规定而教国子的“六艺”却每一艺都有数量限定？庶民子弟根本不可能与贵族子弟享受一样的教育，学一样的技艺，那么只能推断以“六艺”教万民、教国子是出于后人对于周代教育制度的美化，并不一定根据事实。况且，从教国子的“六艺”有具体的数量限定这一点也不难发现编造的痕迹，编造者似乎觉得如不加上限定的数量，国子所应掌握的技艺与庶民子弟所应掌握的技艺就没有任何区分，那么就不足以区分贵族与庶民。这里需要强调的是，即便将来的出土文献可以证明《周礼》确为周公所著，也并不足以说明在春秋时代已出现“六艺”即“六经”的提法，因为《周礼》（《周官》）所谓“六艺”并不是指《诗》、《书》、《礼》、《乐》、《易》、《春秋》六种经典，而是指礼、乐、射、御、书、数”六种技艺。
还有一种说法以为“六艺”称谓定于孔子。依据是《史记•滑稽传》有云：“孔子曰：‘六艺于治一也。《礼》以节人，《乐》以发和，《书》以道事，《诗》以达意，《易》以神化，《春秋》以道义。”既然司马迁称“六艺”冠以“孔子曰”，那么自孔子始别称“六经”为“六艺”在他看来是不可置疑的事实。问题是，那段孔子语是否真出自孔子口，因无史料可以考证，故不敢轻信。所以不敢轻信，是基于这一考虑：如“六艺”称谓果定于孔子，则在《论语》《孟子》《荀子》等先秦儒家的著述中，都不使用“六艺”称谓，就无法解释，因为对儒家来说称“六经”为“六艺”毕竟不是无关弘旨的小问题。但也有学者否定孔子未使用“六艺”说，他们根据《论语•述而》所谓“志于道，据于德，依于仁，游于艺”，认为此句中的“艺”实指“六艺”。可仔细研读各家的注，就会发现自郑玄，经王弼、邢昺、刘宝楠，到杨伯峻，他们将“艺”注解为“六艺”（ 礼、乐、射、御、书、数）都是依据《周礼》。正如前面所言，《周礼》未必为周公所作，即便假定它为周公所作，也不能推出孔子所谓“艺”即是周公所谓“六艺”的省称。“艺”在先秦人的著述中，主要是种植的意思，后来凡谋生的活计都统称为艺，例如，孔子就说过：“吾不试，故艺”（3），这是说他所以学手艺（技艺），就因为他不为朝廷所用，没能当官。因此，所谓“游于艺”，未必是指学习“六艺”（ 礼、乐、射、御、书、数）的无拘束状态，很可能是指在做技艺活时力求保持精神上的自由状态，心态不为活计所累。
《史记•封禅书》尚有“孔子论述六艺”的说法。但这也不足以说明孔子已使用了“六艺”称谓，因为这句话显然只能做这样的理解：由于孔子对《诗》、《书》、《礼》、《乐》、《易》、《春秋》六经多有论述，所以司马迁就按照当时流行的称谓，将孔子论述“六经”说成是论述“六艺”。至于孔子是否真的使用“六艺”称谓，他并未深究。
二
那么，将“六经”别称为“六艺”，始于何时？这不是逻辑推论所能解决的问题，必须根据史料来判断。而有关“六艺”的史料，在汉儒的著作里很容易发现。如果对那些史料采取倒叙的办法来梳理的话，不难看出以“六艺”代称“六经”的大致过程：在班固的《汉书》里，可以看出“六经”别称“六艺”，对当时儒者来说，已为常识。《汉书》有《艺文志》。《艺文志》首列“六艺略”，它“序六艺为九种”。所谓“序六艺为九种”，是将当时“六艺”类的书籍区分为小类九种，即在“六经”书籍之外，又将其它三类书（《论语》、《孝经》、“小学”归于“六艺”类，而并非另立“六艺”图书分类标准。那么，用以类别图书的“六艺”何所指？《艺文志》的作者这么回答：“六艺之文：《乐》以和神，仁之表也；《诗》以正言，义之用也；《礼》以明体，明者著见，故无训也；《书》以广德，知之术也；《春秋》以断事，信之符也。五者，盖五常之道，相须而备，而《易》为之原”。这个回答明确告诉后人，其所谓“六艺”就是对“六经”的别称。所以，颜师古注“六艺谓《易》、《礼》、《乐》、《诗》、《书》、《春秋》”（4），是完全正确的。《汉书•儒林传》开宗明义便云“古之儒者，博学虖六艺之文。六学者，王教之典籍，先圣所以明天道、正人伦、致至治之成法也”。这里又明确称“六艺”为“六学”。但“六学”既是“王教之典籍”，则足以说明“六学”同“六艺”一样，也是对“六经”的别称，而非强调“六艺”别有所指。众所周知，《艺文志》是基于刘歆的《七略》，而刘歆的《七略》又是根据其父刘向的《别录》，于是可以推测至迟在刘向著《别录》时就已经以“六艺”代称“六经”。
刘向是汉宣帝时人，比他生活年代稍早的史学家中有司马迁。从司马迁的巨著《史记》中，不难发现以“六艺”代称“六经”已为常例。例如，《史记•孔子世家》有云“中国言《六艺》者，折中于夫子，可谓至圣矣”。此“六艺”具体所指，司马迁在《滑稽传》内作了明确的交代：“孔子曰：‘六艺于治一也。《礼》以节人，《乐》以发和，《书》以道事，《诗》以达意，《易》以神化，《春秋》以道义。”在《儒林列传》中，司马迁又这样说：“及至秦之季世，焚《诗》《书》，坑术士，六艺从此缺焉”。既然《诗》《书》被烧就意味着“六艺”缺少不全，则司马迁所谓“六艺”是用以称谓《诗》《书》等六部儒家经典明矣。就《史记》中多用“六艺”称谓而较少用“六经”称谓来看，司马迁虽然比较喜欢使用“六艺”这一称谓，但他没有放弃“六经”称谓不用（如《太史公自序》中有云“厥协《六经》异传，整齐百家杂语”）。问题是，从司马迁的这一喜好中，能捕捉什么信息呢？这无法考证，只能作这样的推测：较之战国时代的学人习惯以“六经”称谓《诗》、《书》、《礼》、《乐》、《易》、《春秋》，汉武帝时的学人更喜欢以“六艺”称谓《诗》、《书》、《礼》、《乐》、《易》、《春秋》。
司马迁与董仲舒同朝。但董仲舒在其著《春秋繁露》中却“六经”、“六艺”、“六学”诸名并用，似无有偏好。其称“六经”有云：“天生民有《六经》，言性者不当异”（5）。其称“六艺”、“六学”有云：“君子知在位者之不能以恶服人，是故简六艺以赡养之。《诗》、《书》序其志，《礼》、《乐》纯其美，《易》、《春秋》明其知。六学皆大，而各有所长”（6）。董氏这里明确定“六艺”为《诗》、《书》、《礼》、《乐》、《易》、《春秋》，且“六经”排列次序同于《庄子•天下》篇；而且从中还可以推出他又将 “六艺”别称为“六学”（7）。至于他是否又以“六艺”代称“六经”，仅根据这两段论述很难推断。苏舆《春秋繁露义证》在“天生民有六经”处注有“或云‘六，当为大’”（8）。如“六”果为“大”之所误，则便可以推测董仲舒已不用“六经”称谓，而改称之“六学”（六艺）。由此虽然不敢断定以“六艺”代称“六经”始于董仲舒，但可以断定董仲舒乃称“六经”为“六学”之始作俑者。苏舆有云：“董不云《六经》而云六学，盖不用经名，且《乐经》已亡失也”（9）。苏舆这一说法，不仅将称“六经”为“六学”的创立权归于董仲舒名下，而且揭示了其所以改称“六经”为“六艺”的原因：他既不想用“经”这个字，又考虑到《乐经》已亡失，再用“六经”术语称谓儒家经典名不符实。
与董仲舒同时代的学人中有刘安。在以刘安署名的《淮南子》中，未发现有“六经”称谓，然可以查到有四处使用了“六艺” 称谓。在那四处中，有三处都是泛泛提及“六艺”，诸如《主术训》所云“孔丘、墨翟，修先圣之术，通六艺之论”；《说山训》所云“为孔子之穷于陈、蔡而废六艺”；《泰族训》所云“夫观六艺之广崇，穷道德之渊深”，惟有一处是实指，其曰：“六艺异科而皆同道。温惠柔良者，《诗》之风也；淳庞敦厚者，《书》之教也；清明条达者，《易》之义也；恭俭尊让者，《礼》之为也；宽裕简易者，《乐》之化也；刺几辩义者，《春秋》之靡也。故《易》之失鬼，《乐》之失淫，《诗》之失愚，《礼》之失忮，《春秋》之失訾。六者，圣人兼用而财制之。失本则乱，得本则治。其美在调，其失在权”。从这段论述看，刘安及其门客所谓“六艺”就是指“六经”，但高绣在注“为孔子之穷于陈、蔡而废六艺”句中的“六艺”时，云“六艺：礼、乐、射、御、书、数”。如高绣注解不误，则刘安及其门客所谓“六艺”同时亦是指礼、乐、射、御、书、数六种技能。
司马迁、董仲舒、刘安均生活于汉武帝时期，早于他们的有贾谊。贾谊著有《新书》。在《新书•六术》篇中，他这么定义“六艺”：“内本六法，外行六行，以与《书》、《诗》、《易》、《春秋》、《礼》、《乐》六者之术以为大义，谓之六艺”（60）。看到这样的定义，没有理由不得出以下结论：至迟在汉文帝（公元前179——157年在位）时代，儒者已习惯以“六艺”代称《书》、《诗》、《易》、《春秋》、《礼》、《乐》六经。
贾谊是汉文帝时人，从他的生活年代上推几十年，是汉高祖时代。汉高祖刘邦拜陆贾为太中大夫。陆贾任太中大夫后，于汉高祖十一年（公元前196年）著《新语》，为刘邦陈述存亡之征及治国之道。在《新语•本行》篇中，有一段论述云：“自（引者注：此下原脱三字）深授其化，以序终始，追治去事，以正来世，案纪图录，以知性命，表定六艺，以重儒术。善恶不相干，贵贱不相侮，强弱不相凌，贤与不肖不得相逾，科第相序，为万（引者注：此下原脱三字）而不绝，功传而不衰，《诗》、《书》、《礼》、《乐》为得其所，乃天道之所立，大义之所行也，岂以（引者注：此下原脱二字）威耶？”。这里先强调提倡“六艺”就意味着重视儒术，然后指出儒术之功用不衰便表明《诗》、《书》、《礼》、《乐》仍在发挥作用，这说明陆贾所谓“六艺”实际是指《诗》、《书》、《礼》、《乐》等六部儒家经典。《新语》其它篇对《易》、《春秋》尚有称引，所以陆贾在这段论述“六艺”的文中未提及《易》、《春秋》，很可能是为简练行文而省，未必意味着他之所谓“六艺”另有所指。
从陆贾的《新语》著作年代再往上推，有著于秦末的《吕氏春秋》。《吕氏春秋》卷二十四《博志》篇中，的确出现了“六艺”称谓：“养由基、尹儒，皆六艺之人也”。但紧接此句下有这样的说明：“荆廷尝有神白猨，荆之善射者莫之能中，荆王请养由基射之，养由基矫弓操矢而往，未之射而括中之矣。发之则猨应矢而下，则养由基有先中中之者。尹儒学御三年而不得焉，苦痛之，夜梦受秋驾于其师，明日往朝其师，望而谓之曰，吾非爱道也，恐子之未可与也，今日将教子以秋驾。……上二士者，可谓能学矣。”根据这一说明，不难明白《吕氏春秋》所谓“六艺”，是特指射箭、驾车一般的技艺，决非指六种经典。
三
以上的考证已足以证明：尽管在秦末已出现了“六艺”称谓，但儒者以“六艺”代称“六经”不会早于汉初。那么，现在有必要追问一个问题：什幺偏偏在汉初儒者要以“六艺”代称“六经”？有学者认为，“六艺”本来是指“六种学科”，不是指六种经典。因此，汉儒无论是用“五经”术语还是用“六经”术语，都一律是指“六艺之经”：“学科有六，故称‘六艺’；经书有五，故称‘五经’；五经即六艺之经，故又有‘六经’之名”（10）。根据这一见解，他断言《史记》《汉书》中的“六经”称谓，都非指《诗》、《书》、《礼》、《乐》、《易》、《春秋》六种经典，而“多是‘六艺之经’的简称”（11）。这个观点是值得商榷的。首先，从本文上面所引的材料来看，汉儒只是以“六艺”代称“六经”，既没有以之改变“六经”称谓之实，更没有以“六艺”（六种学科）规范“五经”，从“六艺之经”的意义上称《书》、《诗》、《易》、《春秋》、《礼》（五经）为“六经”；其次，汉儒的确“五经”、“六经”术语并用，但不能因此断定他们所谓“六经”已不是指六部经典，而实际是指“五经即六艺之经”。何以见得？贾谊《新书•道德说》中的有关论述涉及了这个问题。他在该文中指出，将儒家的经典称为“五经”（五者即《诗》、《书》、《礼》、《易》、《春秋》）还是称为“六经”（六者即《诗》、《书》、《礼》、《乐》、《易》、《春秋》），区别仅仅在于怎样把握《乐经》，若称“五经”，只不过强调《乐经》已亡失，故儒家经典实有五部；若从“《乐》者，《书》、《诗》、《易》、《春秋》、《礼》五者之道备”（12）的意义上讲，虽实有五种经典，也未必不能称“六经”。贾谊这样解释“五者”（五经）与“六者”（六经）的区别，显然是认为本无《乐经》，所谓“六经”，是从“五经”莫不体现了“乐”的精神这个意义上强调的，未必真有《乐经》存在。
如果汉儒不是从“六种学科”的意义上称“六经”为“六艺”，那么他们称“六经”为“六艺”究竟出于何种考虑？《史记•儒林列传》叙言有云：“汉兴，然后诸儒始得修其经艺，讲习大射乡饮之礼”。在这段论述中，司马迁使用了“经艺”术语。作为先秦学人不曾使用的术语，“经艺”一名为后人透露了这样的信息：汉儒之所以称“六经”为“六艺”，是因为发生了变“经”为“艺”、变“学”为“术”（例如，在汉人的著述中，很容易发现将儒学改称为“儒术”的史料）这一学术转向。
历史与逻辑相统一，如汉初果真出现了这一学术转向，则早在贾谊、陆贾的论述中就应该对这一转向有所涉及，因为前面的考证已将贾谊、陆贾确定为最早称“六经”为“六艺”的儒者。基于这样的认识重新认真研读《新书》、《新语》，很容易就发现无论是贾谊还是陆贾，都无例外的从“术”的意义上强调“经”就是“艺”。例如，在陆贾《新语•道基》中有“后圣乃定五经，明六艺”的说法。这个说法是将“五经”与“六艺”对言，但它并非偏重在“五”“六”对显，而是偏重在“经”“艺”并提，强调“五经”就是“六艺”。“五经”就是“六艺”这一思考，不是着眼于经典的数量，而是着眼于经典的功用，也就是说陆贾的思考是以为一旦将“五经”确定为教化人的经典，儒家经典的教化功能便得以显明。换言之，在他看来，“经”的数量固然为“五”，但“经”未必不能发挥六种教化功。正因为陆贾是从经的功用着眼称“五经”为“六艺”，所以在陆贾的论述中不但一再出现“经艺”术语（13），而且强调“圣人防乱以经艺，工正曲以准绳”（14）。防乱是圣人的目的，圣人所以要“定五经”，就因为它具有“防乱”的功能；为了显明它的功能，不妨称“经”为“艺”，于是“五经”与“六艺”可以并提。
陆贾固然首先就“术”的意义上谈“经”即“艺”，但他的论述还不够明确与清晰，与他相比，贾谊关于何以称“经”为“艺”的论述，就显得十分清晰且明确，因为他的论述不但直接称“经”为“术”，而且指出用“六艺”称谓不外乎强调变“经”为“术”更能体现儒家设教的大义：“是以先王为天下设教，因人所有，以之训，道人之情，以之为真。是故内本六法，外体六行，以与《书》、《诗》、《易》、《春秋》、《礼》、《乐》六者之术以为大义，谓之六艺。”（15）
自陆贾、贾谊称“经”为“艺”以后，汉初儒者莫不经、艺并提，称“五经”或“六经”为“六艺”，于是司马迁在著《儒林列传》时便做了那样的总结，说汉兴以后儒者才习惯于将攻儒家经典称为“修经艺”。所谓“修经艺”，是要求儒者将“经”不是作为“学”来掌握而是作为“术”来运用，也就是董仲舒的“对策”所强调的用“儒术”。在回答汉武帝策问时，董仲舒希望汉武帝立儒学为国家的惟一官方哲学，“诸不在六艺之科、孔子之术者，皆绝其道，勿使并进”（16）。他的这一建议，就是要汉武帝不要将儒家的六经仅仅看作一种学问，而要以其思想作为统治阶级的意识形态，变儒学为“儒术”。儒家思想一旦由“学”变为“术”，它就背离了“为己”的目的，变成了“治人”的手段，成为统治方术。在汉初，随着封建大一统的国家的建立，迫切需要确立一种思想作为统治方术，儒家称“经”为“艺”、变“学”为“术”，以凸显儒学治国安邦的方术价值，正可谓儒家适应这一时代要求的自觉调整。
问题是，当儒家为适应时代要求在汉初自觉变“学”为“术”、以“艺”称“经”时，他们为什么不根据当时实际上只存在《诗》、《书》、《礼》、《易》、《春秋》“五经”而取“五艺”名之，却偏偏要用“六艺”称之？为了回答这个问题，有必就贾谊的两段论述来分析说明。
在《六术》篇中， 贾谊在论及“六艺”称谓之创立根据时，曾明确指出：“六者非独为六艺本也，他事亦皆以六为度。”这里所谓“六者”，具体指“德有六理”。“何谓六理？道、德、性、神、明、命，此六者德之理也。六理无不生也，已生而六理存乎所生之内。是以阴阳天地人尽以六理为内度，内度成业，故谓之六法。六法藏内，变流（17）而外遂，外遂六术，故谓之六行。是以阴阳各有六月之节，而天地有六合之事，人有仁义礼智圣之行，行和则乐，与乐则六，此之谓六行。阴阳天地之动也，不失六行，故能合六法。人谨修六行，则亦可以合六法矣。然而人虽有六行，细微难识，唯先王能审之。凡人弗能自至，是故必待先王之教，乃知所从事。是以先王为天下设教，因人所有，以之训，道人之情，
大学体育课中武术学什么？
如果是选修课的话，学习内容就比较简单了，包括以下内容：
（1）五步拳
（2）二十四式简化太极拳
（3）初级长拳
（4）初级棍术
（5）男生初级刀术 女生初级剑术
（6）可能安排一些散打技击的内容
如果是专业院校的话学的就比较细了，比如：北京体育大学武术学院，学院就下设武术套路、散打、体育养生以及民族民间体育等比较细致的专业。
大学武术教学的基本内容及其优势
（一）武术教学的基本内容
武术的内容丰富多彩，分类的方法也多种多样，按照运动形式可分为套路运动和格斗运动两大类。在当代大学的实践教学中，套路运动教学占据内容。
教学中武术的套路运动和正式的武术套路运动一样，是以踢、打、摔、拿、击、刺等动作，遵循攻防进退、动静疾徐、刚柔虚实等规律组成的徒手和器械套路演练。在大学的体育教学中，武术主要有拳术、器械、对练和集体项目等。格斗项目在校园体育教学中开展的比较少，因为格斗运动在进行的过程中出现意外事故的几率比较大。现在校园体育开展的格斗运动有散打和太极推手。
（二）武术的特点
1.动作具有攻防技击性。
2.具有内外合一，形神兼备的运动特色。
3.内容丰富多彩，具有广泛的适应性。
（三）优势
武术在大学体育教学中的优势，源于起深厚的传统文化色彩，以及其强身健体的显著功效，同时也可以锻炼一个人意志力，起到教人做人的作用。中国武术一直披着一层神秘的外衣，使其成为国人心中神圣的行为。这正是我国的传统文化所带来的效果。同时也因为武术神奇的强身健体的功效，也为其赢得了广大学生的喜爱。
一般的体育运动效果都仅仅是对外在表现的强健，然而武术确实一种壮内强外内外兼并的健身运动。武术强调的是内外俱练，身心双修。通过练习对外可以利关节、强筋骨、壮体魄；对内能理脏腑、通经脉、调精神。特别是太极拳强调用意识引导动作，长期锻炼对调解人体的阴阳平衡，调气养血，改善人体机能和精神状态，治疗多种慢性疾病，增强体质、增进健康都有很大的作用。
武术的套路运动和格斗运动，都是以攻防的动作为主要内容，可以起到一定的自卫防身效果。这同其他的体育教学是有很大区别的，其他的体育项目能做到的仅仅是强身健体的效果，却不一定在自卫防身上取得很好的效果。
对于练武的人，历来就提倡“夏练三伏，冬练三九”，激励习武者坚持不懈、持之以恒的进行锻炼。这不仅仅有利于提高练武者的武术基本技艺，而且能培养人的吃苦耐劳、果敢顽强、坚忍不拔、自强不息的意志品质。长期以来中华武术都有重礼仪、讲武德的优良传统。通过习武正在成长的学生可以学会做人的道理，同时也培养了自己的礼仪守信、宽以待人的良好的道德情操和心理品质，达到修身养性的目的。
武术项目的观赏价值很高，不论是技术动作的艺术美，套路演练时的内外合一、形神兼备的和谐美，还是团体竞赛时团队的团结一致的气势，都给人以美德享受和精神上的激励。深受广大学生的喜爱，丰富了人们的精神生活。特别是太极拳，在表演的时候，动作行云流水。在08年的奥运会开幕式上，就有一段太极拳的表演，是那般的安详、优雅、流畅。一身白衣，疾徐有序、松柔圆活的身架，直如云生云灭，潮来潮去。这是别的体育教学项目所无法企及的。
武学内容丰富，理论博大精深，功夫亦无止境。学生在练习的时候，可以通过互相学习，切磋技艺，交流体会。这不仅仅扩大了学生的交往，增进了友谊，丰富了业余生活。